中国文化报记者 刘源隆/文
1945年，一批不起眼的陶片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被偶然发现，谁也没想到，它们竟揭开了北京城市文明源头的一角。80年过去了，经过几代考古人手铲释天书、风雨无阻的发掘，琉璃河遗址——这片西周燕国始封地与都城遗址，终以浩大的规模、丰富的内涵重现世人面前。
今年是琉璃河遗址发现80周年。8月28日，“太保墉燕——房山琉璃河遗址专题展”在首都博物馆开幕。这是该遗址历次展览中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一次，共展出文物180件（套），其中113件（套）为首次公开亮相。
步入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展厅，仿佛穿越时空走进三千年前的燕都。展览以“封疆—营都—立制—保护”为叙事主线，通过“受命北疆”“燕都肇建”“鼎天鬲地”“传承永续”四个单元，系统梳理琉璃河遗址的考古成果与保护历程。
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是被誉为“鼎天鬲地”组合的国宝级文物堇鼎、伯矩鬲实现首次合璧展出。堇鼎是北京地区目前出土最大、最重的青铜礼器，通高62厘米，重41.5公斤。鼎内清晰铸有4行26字铭文，记录着“堇”奉燕侯之命前往宗周向太保献食并获赏赐的史实。它不仅体量震撼，更在礼制、饮食乃至青铜冶炼技术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。
展厅不远处，伯矩鬲以精美的纹饰吸引众多观众驻足。这件高33厘米的鬲身上装饰着七个牛头，盖钮、盖面、袋足处处见牛，形态各异、栩栩如生。据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、策展人赵立波介绍：“伯矩鬲艺术设计与铸造工艺极为高超，堪称周初青铜器中的杰作。它和堇鼎组成的‘鼎天鬲地’组合，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也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典型代表器物。”
真正点明展览主题的展品是一组名为“作册奂”的青铜器——鼎、卣、觯。它们在2021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M1902墓，器身铭文中反复出现“太保墉匽（燕）”四字。“‘太保’是西周重臣召公奭，‘墉’指筑城，‘燕’就是琉璃河一带。”赵立波解释道，“‘太保墉燕’意为召公亲自来到燕地主持筑城，这是北京城市建设史最早的出土文献，实证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。”据了解，墓主“作册奂”可能是一名史官，他用太保召公赏赐的贝币铸成这套礼器，铭记下燕都肇建的重大事件。
除了这些“明星文物”，出土于M1193大墓的克盉、克罍也颇具看点——两器内壁各铸43字相同铭文。其中，“命克侯于燕”明确记载周王封召公之子“克”为燕侯，管理燕地人民。展览中还有一对意趣盎然的“青铜簋兄弟”——圉簋与伯鱼簋。它们出土自同一墓葬，出土时间却相隔40余年。这两件器物的外形如“双胞胎”，铭文也彼此“错配”：2021年出土的伯鱼簋盖铭为“伯鱼作宝尊彝”，与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圉簋的器底铭一致，伯鱼簋的器底铭“王赐圉贝，用作宝尊彝”却是圉簋盖上的内容。赵立波表示，“据铭文推断，这两件簋的盖、身在下葬时可能混淆了，这一错就是3000年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最新考古成果，当时的燕都拥有“两重城垣结构”，城址规模可达百万平方米，与地处周王朝中心的陕西宝鸡周原遗址一致。赵立波表示，琉璃河遗址不只是北京的城市之源，更为研究西周国家形态与都城制度提供了关键线索。
展览的尾声并未停留在历史的讲述上。现场特别设置了“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区建设”设计方案的公众投票区，让观众参与遗址未来规划，推动考古遗产从学术成果向城市文化名片转化；展览同步打造了文创精品展售区，甄选承载房山区地域文明的非遗工艺品与创意设计，让观众将浓缩的历史文化带回家，全方位延伸考古发现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命力。
策展人语
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、策展人 赵立波：
作为西周封国遗址，琉璃河遗址发掘时间最长、发掘规模最大、发掘内涵最丰富，入选了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和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琉璃河遗址是北京三千余年城市文明的历史见证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渊源，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例证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。
本次展览不仅是琉璃河遗址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，更是一场文明的传承与守望。借此展览，首都博物馆诚邀观众共同参与守护琉璃河遗址珍贵的文化遗产，期待古老的文明之光继续照亮当代北京的文化发展之路，为这座千年古都谱写更加辉煌的时代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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